故圣人作则，必以天地为本，以阴阳为端，以四时为柄，以日、星为纪，月以为量，鬼神以为徒，五行以为质，礼义以为器，人情以为田，四灵以为畜。

2、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。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移，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、孔子、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。

在欧洲，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。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、孔子、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。第一条，经济全球化等等固然是第一个轴心时代所没有的，当时的中国、印度和西方是三个没有地理上联系互不知晓的地区，但是这并不等于不会产生全球意识，雅斯贝斯说：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，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。第一处，第一篇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中说： 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。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。

希腊贤哲如云，其中有荷马，哲学家巴门尼德、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，许多悲剧作者，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。相反，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，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。那么，人们是如何从海量意见中删选出最有价值的意见？换句话说，说服的一般规律是什么？没有疑惑，就不需要意见，就不存在说服。

[4] 宫崎市定, 九品官人法研究, traduit par 韩昇 et traduit par 刘建英, 中华书局, coll. ?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?, 2008, p. 44. [5] 余敦康, 汉宋易学解读, 北京, 华夏出版社, 2006, p. 9. [6] 饶宗颐,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, 上海远东出版社, 1996, p.235 [7] 太白即金星，代表大将军，昴宿代表赵地，但太白蚀昴的含意可以有多种解释。由此，民民关系，或人人关系，或者人民与人民的关系，就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性关系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施加巨大影响...... 只依据一个人的话就信任一个人这样一种态度被摧毁了。（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） [8] 《左傳·僖公九年》：九月，晋献公卒，里克、郑欲纳文公，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。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提出启蒙定理，通过信实与疑惑，不断消解自然态度，这在本质上，是人类如何从自然走向自由的问题。这是易学中义理派与象数派最初的分化[5]。

等级制本身是命令和服从者共享的，双方都认同等级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，在等级制中他们彼此都有预先规定好的牢固地位[10]）。b )  当代启蒙的结构 从《诗》时代，人与民分化以来，人在承载着公共事务责任的同时，也在不停完善着在位者内部的人人关系。《史记》载，在秦灭赵的长平之战后，发生太白蚀昴天象[7]。王母是宗法制（注：宗法制一词到北宋张载才得到明确界定）的前身昭穆制的术语，按京房的配法，本应在五爻出现，而几百年前就有的晋卦爻辞中，却出现在二爻，如何解释这个矛盾？最终，京房发明了世应体例，调和了这些矛盾。

要充分把握其内涵，一方面，我们要追溯汉代历史，探求启蒙含意的构建过程。首先是，汉语里启蒙一词的含意到底是什么？ 汉语里的启蒙，首先是儒学术语，指具有道统的知识人教导处于童蒙状态的人。如前所述，朱熹曾解释，所谓人，在位者也，正是京房引入六爻的那些代表性社会身份。不是说，这个信念正是公信力，而是说，不持有这个信念，就无法具有公信力。

咸即感，是孔子加上了心，将肢体接触的咸，推广到从心之感，从而引入道。这个阐释当场获得海德格尔首肯。

如前所述，从那时起，人君关系的隐患就已经埋下了。翟方进被逼自杀后十五年，人君关系再次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。

无论是《诗（经）》时代从民（平民）中区分出人（贵族），还是汉代界定人与君的权利责任，或是宋代人摆脱类成员状态，成为有个体命运的人，或是清代发现人的特殊性、认识到人的个别性，或是现代社会界定和保护人的权利，都可以看作是天人合一观中人内涵的渐次深化。无论是孔子的时代，还是京房的时代，他们所遭遇的问题，都是这同一个问题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呈现。正如需求定理既不考虑物品质量、也不给出理想物品的指标，那些是企业家的事情。对以公共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来说，提出意见或方案，使疑惑的公众回归信实，自己的意见成为共识的同时，自身也就获得了公信力。从平王东迁，王命不行，到诸侯称霸、大夫收公利、陪臣执国命，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，都在通过个人努力尝试超越天命的限制，同时，这些努力带来了新的结构性冲突。对个体来说，是在公共事务中提出尽可能好的意见，对集体来说，是创建和维护意见自由流转的社会交往机制。

为低质量意见所蒙蔽，对以解决危机、引导公众返回信实状态为目标的政治家来说，是致命的干扰。然而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逃脱汉代启蒙的世应范式：士大夫教导童蒙主权者。

在余英时先生看来，这是从旧天人合一到新天人合一的轴心突破的时代[3]。于是，社会等级身份之间的关系，得以按照易学义理重新阐释，从而，在等级体系中，生出位卑者启蒙位尊者的革命性观念。

孔子之后的新天人合一观，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时基本成型。因此，在今天的社会形势之下，汉代为调和人君关系应运而生的启蒙观念，不但没有随风而逝，反而更加重要了。

这个问题要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宋代，才得到结构性的解决。这意味着，我们不仅依照思想史的进路，考查观念在个体意识中的变化，我们还要考察人们凭着这些观念进入群体之中，采取行动后，会有什么历史效果。天子位置上是阴爻，是个儿童，象征不懂事的孩子，而大夫位置上是阳爻，而且得中，就是在下卦三爻的中间一爻，易尚时中，得中即君子。这样的一种启蒙，即使是从中国式启蒙的角度看来，也是极其表面的，更不用说以欧洲启蒙的标准看，它既不触及个体自我意识的反思，也不触及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形势变化，以及建立一套兼顾个体意识与社会行动的参与公共事务之学。

所以，第一层架构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，注重个体观念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。权威只按等级要求服从，而不理对错。

蒙卦（坎下艮上）： 蒙卦的本意是蒙昧未明，因此张载需要正蒙，即订正蒙昧。据《易》理，蛊卦为图存救亡卦。

探索的唯一目的，在于使意见确定下来。在这一系列人君矛盾造就的极端事件冲击之下，东汉时，章帝亲自主持了白虎观会议，并委托班固编纂《白虎通》。

扭曲结构下，无论人，还是君，都可能是受害者，下一次很难说是谁。本来，咸卦是一个男女交配卦，在初民社会，男女交配是保证繁衍的重大公共事务。在孔子看来，这是乱象，必须通过阐释道来调整新的天人关系，解决当时的社会政治冲突。那么，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下，中国式启蒙还可能发挥作用吗？如何发挥作用？ c )  启蒙定理 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说服，事实上，只有当一个人处于疑惑状态的时候，他才可能试图寻求一种意见，如果这个意见恰巧能使他回到信实状态，我们就说，他被这个意见说服了。

孔子煞费苦心，左右抵挡，才说出既往不咎。2013年4月12日，邓晓芒教授在武汉大学做了题为《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》的演讲，反思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。

而我们要追问的是，就算是一次政治斗争，又如何可能以萤惑守心为合法性依据？ 翟方进作为宰相，位列三公，在名义上居百官之首，是职位最高的官员，尽管实际权力受到内臣的侵蚀，但仍是君以下整个社会结构中人（在位者）的代表，因为萤惑守心这一针对君的灾异天象而被迫自杀，可谓西汉人君关系结构性冲突的极端事件，同时也是代表性事件。这一奇特的事件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。

也正因此，为易学的崛起提供了空间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